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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夏斗寅事变和马日事变以及武汉政府的反工农活动，标志着革命进入紧急时期。
紧急时期就应该采取紧急手段，一切为了抢救革命。这个时期就应该丢掉顾虑，放手开展农动，放手掌握革命部队。做到这两点，就可以挽救革命。所谓放手发展，就是不受武汉国民政府的限制。武汉政府能勉强同意的，更好；武汉政府不同意，也要先斩后奏；最终要准备决裂，因为汪精卫等人正在严重动摇，迟早要决裂。
然而，斯大林、鲍罗廷、罗易、陈独秀等这些起决策作用的人，都没有准备决裂，而采取了一系列退让方针，依然希望拉住武汉国民政府。
1927年5月18日到5月3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八次全会，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是研究中国革命问题。5月24日，斯大林在全会第十次会议上作了《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讲话。全会又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第一，批驳了托洛茨基否认土地革命的言论，多次强调“农民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热烈称赞“现在中国正经历着一个按其力量和规模来说是最伟大的土地革命。”第二，多次强调武汉政府是革命中心，必须通过武汉政府开展农动，必须支持武汉政府。他说：“武汉和武汉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中心”，“只有瞎子才会否认有革命斗争机关的作用，有反对中国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起义机关的作用。”因此，“必须首先在全中国开展土地运动，必须巩固武汉并支持它和封建官僚制度作斗争”，托洛茨基主张立即成立苏维埃造成两重政权的做法，“这就是瓦解革命运动，削弱武汉，促使武汉垮台，帮助张作霖和蒋介石。”
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中国委员会立即加以讨论。中国委员会由布哈林、艾尔科勒(陶里亚蒂)和法共的特伦三人组成。
“农民正用暴力强占土地。这吓坏了武汉政府。如果对土地运动不加遏制，我们将失去同盟者，因此便不能争取的大多数。如若对农动加以過制，我们便能继续在内扩大影响；当我们有足够力量的时候，便可在必要时抛弃现在的同盟者，完全按我们的意志行事。”
布哈林在农民问题上态度转变之快实在令人吃惊。在昨天以前还一直力主土地革命，在第七次执委会上还狠批中国同志在农民问题上的右倾，在第八次执委会上也狠批托洛茨基的反对土地革命。
“问题不是牺牲无产阶级所有的同盟者，而是应决定牺牲那些同盟者：是已经起来的农民，还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指望通过一项在中国实现革命的正式决议，今天不可能，明天也同样不可能。资产阶级试图在我们赢得的大多数以前，用军队的力量把我们打垮。我们必须立即开始把农民暴动与无产阶级起义结合起来。”
布哈林同特伦争论了很长时间，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陶里亚蒂没有插话，据特伦说，陶里亚蒂很为难，因为在观点上他倾向于特伦，但又不敢不同意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意见。
布哈林觉得事情很难办，他要求委员会听听斯大林的意见，于是打电话请斯大林来。斯大林来了。他同意布哈林的意见，他认为特伦“没有抓住中国形势的实质问题”。
5月24日斯大林刚刚赞扬了中国伟大的土地革命，刚刚强调要依靠武汉政府推动工农运动；事过几天，斯大林的主张来了个大转弯。
从前面斯大林同特伦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主要是形势的逆转致使斯大林要讲点“策略”。而且斯大林很明确，讲策略是为了赢得时间，一当形势许可再进行斗争。特伦警告斯大林：“策略就只应该是策略”，言外之意是决不能以讲策略为借口而放弃斗争。
这是斯大林的一个老毛病。以前是过于看重蒋介石的势力，现在是过于看重汪精卫的势力。以前是迟迟不愿意同蒋介石决裂，导致了“四一二”的突遭袭击；现在是迟迟不愿意同汪精卫决裂，一切立足于依靠武汉政府，导致革命势力完全处于无戒备状态。直到这次会议，斯大林依然相信汪精卫会听他的话，策略的基点依然是用收缩农民斗争的办法以拉住汪精卫。因此，斯大林嘴里说的争取时间“还有可能加强我们的力量”只是一个空洞的允诺。
据特伦的纪要讲，在这次中国委员会争论之后，斯大林就给鲍罗廷发出指示，退制农动。但是紧接着又发出一个电报，撤回前边的指示，显然这后一个电报，就是“五月紧急指示”。
“就在斯大林给鲍罗廷下达指示后不久，担任农业部长的员谭平山就指挥了对农民革命的讨伐。被人传为丑闻的是，斯大林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发了一份电报，撒回他以前的指示。后来我们了解到，谭平山接到电报十分高兴，如释重负。”
5月13日，南京宣布夏斗寅反共讨伐武汉政府之通电，夏军由宜昌向武汉下驶，宜昌之杨森部队亦与夏斗寅采取一致行动。5月17日，叛军已逼近武昌城外的纸坊。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对策，蔡和森同李立三提议叶挺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部武力立即占领粤汉路，兜剿夏斗寅，若唐生智全部叛变，则直由粤汉路取湖南为根据地，再进攻湖北与广东，以暴动对付暴动。
会上“罗易与秋白同志以为现在中心问题还不是军事问题，乃是与关系的问题，只有与关系弄好，一切政策才有中心，现在急务便在建立此中心。”
如果中央在夏斗寅叛变时就集中一些武力同武汉决裂，以暴动占领湖南，似嫌过早。
一是汪精卫、唐生智反共面目尚未充分暴露；二是革命的军事力量尚未集中一起，力量太弱。但是此时就做以暴动对付暴动的准备是必要的，尤其是武力上的准备。然而中央政治局丝毫不做这个准备，而是如罗易、瞿秋白那样，工作中心依然是调整同的关系问题。一切依赖汪精卫等人去处理。
马日事变后，鲍罗廷和罗易各有主张，中央政治局各常委也各执所见，总之，拿不出一个统一的对策。
正在拿不出定见之时，6月1日，北伐军唐生智部占领郑州，汪精卫等中央主要人物赴郑州同冯玉祥开会。6月13日汪精卫等返回武汉。在汪精卫等赴郑州开会期间，中央政治局召开过三次会议继续讨论政局及对策。
当时政治局委员有陈独秀、蔡和森、李、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苏兆征、李立三、周恩来等。有陈独秀、张国焘、李三人。秘书长为周恩来，未到任前由蔡和森代理。6月24日以前蔡和森一直代理秘书长。以后由邓中夏任秘书长。
汪精卫赴郑州会议期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蔡和森均参加，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中记叙了这三次政治局会议简况。
蔡和森认为郑州克复后冯玉祥的反共态度已定，如果武汉部队、冯玉祥部队同津浦路上蒋介石部队共同分头北伐，那么双方打到北京之日也就是他们共同反共之时。
“独秀同志已晤前此北伐政策之错误；他现在所忧虑的是冯玉祥所唱的‘共同北伐(号召武汉南京共同北伐)，他知道共同北伐成功之日，便是共同解决C.P.（中国）之日，所以此时独秀同志及老鲍（鲍罗廷）都认‘东征是唯一出路。在此次讨论中，独秀、立三、秋白是主张东征的，罗易、平山则主张南伐取广东；和森则主张解决两湖问题。”
“北伐是冯玉祥的事，东征是唐生智的事，都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要为他人作嫁衣裳，伐来伐去，依然两袖清风，一无所得!”“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湖反革命大暴动不解决，而高唱东征、南伐，只是一句空话。”
当时蔡和森拿出一份他拟定的湖南、湖北的决议案要求政治局追认，因这两个决议案已经会通过。
“关于湖南决议案的大要是：(1)坚决的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以自己的势力来解决许克祥，向长沙取围攻封锁之势；(2)绝对的不要相信和依赖国民政府合法的解决，他是故意纵容许克祥的，即使有所谓合法解决之日，他不过是用法律手段来代替许克祥暴烈手段，即合法的来取消农动；(3)自动的没收土地，农民势力到那处即将那处的敌人杀尽，土地没收，并建立乡村政权，实行赤色恐怖；(4)在此反许斗争中，应发展农军至五万以上，准备推翻现在代表土劣的中央。”
“关于湖北是：(1)积极号召全省农民群众抵抗，向地主、土劣、军阀猛烈反攻；(2)积极利用省政权(当时在我们之手)、县政权，扩大省防军及工农武力，尽量肃清各县一切敌人；(3)尽量扩大武汉三镇工人纠察队及同志的武装；(4)自动没收土地；(5)迅速准备广大群众势力推翻土劣的中央机关，并改组之。”
蔡和森说，刚好这一天又接到共产国际发来的一个电报“责斥中央对于土地革命的态度不坚决”、“指令迅速反攻并解决许克祥，农民自动没收土地，否则中国革命将一败涂地。”
罗易看完两湖决议案之后认为同国际来电相合。这个国际来电，就是“五月紧急指示”。第二天罗易提议要求国民政府讨伐朱培德同时派50名军事同志赴江西准备暴动推翻朱培德。
蔡和森认为，这时政治局开始有了一点“进攻”的新空气，湖北省也开始按照上述湖北决议精神“开始宣传反对反动的中央。
同时派去大批军事同志赴湘发展农民暴动，推翻许克祥。这些军事同志去时，中央常委出席说明是要准备对付整个的唐生智的反动之到来。于是中央与国际代表之间，组织一湖南特别委员会，专为指挥湖南暴动。
后来此会开会数次，外国同志将暴动计划改了又改，同时所决定之款项迁延不发，而我们已派去大批军事同志前去，须要计划与款项异常之急；最后外国同志听了一个不关重要的报告，认为我们自己在湖南的势力已完全瓦解，暴动为不可能，对于前次所决定之款完全翻脸。于是军部周恩来同志与罗易大闹一场，取消此委员会”。
陈独秀作了一个乐观的报告，认为张发奎军队已自动撤回武汉，唐生智军队也继续撤回武汉，这样唐、张同冯玉祥共同北伐计划已不成立，共同解决C.P.（中国）的危机业已缓和。
现在的形势未可乐观，反革命继续在湖南发展，冯玉祥在河南反动，朱培德在江西反动，现在我们只有进攻才有出路。
“我们中央政治局，从今日起，必须具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再也不要说什么让步，什么取缔工农过火这类话了，今后我们的任务再也不要退让而只是进攻。我们应首先向反动的中央下总攻击令，我们要把民众动员起来攻击他，我们要在机关报上动员攻击他，同时我们准备一进攻的政纲，待汪精卫等由郑州回来与他们正式公开谈判，揭破他们的假面具。”
武汉工人总罢工，反对武汉政府纵容许克祥；汉阳兵工厂特别罢工，表示不解决许克祥问题工人决不再制造枪炮杀自己的人；公开宣言反对朱培德、冯玉祥和许克祥。这两项提议经长久犹疑与争辩，才勉强通过。
鲍罗廷听到通过上两项决议案后气得要死；彭述之闻之到处宣传中央和湖北省委荒唐，“竟喊出打倒朱培德，讨伐朱培德的口号呵!”
谭平山闻之，臭骂罗易幼稚病，不懂中国情形。于是群相告走，如大祸将至：“这不是与国民政府决裂么?我们有什么准备，能这样开玩笑!”“兵工厂罢工来一个屠杀怎样办?”“国民政府、唐生智、朱培德、冯玉祥……一律表示反对，我们有何力量抵得他们一个打击?”“荒唐!”“幼稚!”“发狂!”......
“现在既然一些职工运动的重要同志都不赞成罢工反抗国民政府，自然可以容纳大家的意见修改原案。
于是李立三提议改反抗的罢工为欢迎北伐军凯旋的罢工。关于朱培德的口号也大加修改。
蔡和森认为，政局发展如此地步，应当丢掉对汪精卫和唐生智的幻想，应当立即去做团结湘鄂赣的群众工作及团结的工作，要公开做反汪、反谭、反冯、反唐及朱培德之宣传。
但是在武汉，当等人刚刚作此宣传时，“谭延闿知道了(因为同志等公开宣传)，大骂C.P.有推翻阴谋，此消息经独秀闻之，大发雷霆，以为这一手来不得”。
“汪精卫见着总工会的宣言，知道这一日实际是罢工反抗他们的；他一见老鲍（鲍罗廷）和独秀流泪切齿的说：……我是一个文弱书生，其实他们(即指总工会)何必连络武人来倒我!所以到七月一日中央在武昌开扩大会议时，独秀的政治报告中犹指此次罢工的‘激烈表示，是开罪的主要原因。老鲍（鲍罗廷）尤其深恶痛恨这一日的罢工表示”。
鲍罗廷这时明确提出此后不要再看土地革命，“现在夏斗寅、许克祥、朱培德、冯玉祥一齐叛变，与我们的关系千钧一发，还同他谈什么土地革命，谈更无益。现在只有东征才能跳出此危机。故一切较高的政纲都待打到南京后再说。”
蔡和森讲，此后政治局完全实行的是鲍罗廷的这样一条路线：我们暂时受些委屈合作东征，渡此难关，待东征成功后“再与他们谈别的事情”。只要东征期间汪精卫不反共，我们一切退让均可以。其实汪精卫、唐生智所要的是东征期间苏联的借款，一当把“草”吃足，再行分共。
罗易此时仍主张扩大武力，想扩大张发奎的势力，鲍罗廷坚决反对，中央政治局多数人也反对。“以为这个意思一露出，唐生智等马上就要和我们翻脸，何键马上即会暴动政变。
但是罗易终不死心，竟把此意完全告知汪精卫。”这是罗易中了“汪毒”，他想拉住汪精卫做中心，竟把国际来电和盘托出告知汪精卫。
1.改组武汉政府，加强这个政府中的中国的领导力量。2.改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增加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3.要武装二万中国员。4.挑选五万工农积极分子加入军队，使军队得以彻底改造，排除其中的反动将领，以中国员坚定的代替。5.设立以领袖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严厉惩办反动军官。6.厉行土地革命，坚决从下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和豪绅的财产。
罗易的这个严重错误，遭到中央政治局全体的反对，于是共产国际调罗易速离华回去。
关于马日事变以后紧急时期中央的对策，瞿秋白在给“六大”的书面发言中也有详细的记述。他认为，这一时期是鲍罗廷与中央两种倾向混合进行，便形成总的革命势力溃败的形势。瞿秋白认为蒋介石叛变后，武汉时局大致有三个急转时期。
第一是4月中旬至5月21日；第二是5月21日至7月4日；第三是7月4日至7月13日。
第一期，是中央的土地委员会，工商联席会议与北伐问题，占领了中央政治局的注意；第二期，是马变问题(及鄂赣反动势力高涨)；第三期，是退出国民政府问题。
瞿秋白说，马日事变后确曾主张进攻，但是这种进攻只是嘴里的空喊，“只在委员会中开会、派人、找钱。及至江西朱培德“欢送”，“中央最后一点*进攻’勇气也完全消失了。
这以后，就是东征问题了，对中国来讲，这也是个缓兵之计。罗易反对东征，主张南伐，他亲自向汪精卫提议，教他联络张发奎，离开唐生智，而以扩充的军力为条件。罗易最后的努力没有结果。
为了挽救革命，共产国际电令中国退出国民政府，并决定缩小政治局为五人的临时政治局，他们是张国焘、李、李立三、周恩来和张太雷。
“7月13日我党宣言是党的新政策之开始。中央政治局与翻脸的宜言的内容是很坚决的。”
所谓7月13日宣言，即《中国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这个宣言公开谴责了武汉中央和武汉政府支持军官屠杀工农群众的反动政策，公开声明“中国中央委员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员”，并号召工人、农民及革命兵士跟着奋斗到底。
7月20日，中央又发出《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明确指出在目前应转变农动总策略。
“武汉的中央，国民政府以及所谓革命军的阶级性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不能担任这一新的历史使命——土地革命，他们由限制工农运动而到反对、屠杀工农的整个反革命，这种叛变是历史的必然，证明了革命的深入丝毫不足奇，我们党的责任只有坚决的与这种新的反革命奋斗，积聚一切革命势力，开展这一革命的新阶段——土地革命。这是目前革命的客观情势，要求我们一个新的策略上的答复。”
临时中央在革命处于危难的关键时刻，为转变党的路线，为保存革命力量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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